《中国青年》百年史话⑪|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编者按：

今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

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的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欢迎您在微信上留言或把您的读后感发至邮箱：chinayouth2020@126.com

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1925年1月，上海的气温一般在7摄氏度左右，比较冷，外出必须穿上棉衣。可是，在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这栋房间内，却暖烘烘的。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日至22日在这里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出席，代表全国994名党员。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但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如何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未能作出明确的具体回答。这次会议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党团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为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在政治上是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

任弼时

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四天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任弼时在写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班党支部书记罗亦农的信中，具体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缩写，编者注）已于今年一月二十六至三十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莫地由我代表出席。兹将大会经过情形略为报告如下：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去年十二月中旬举行，后因时局影响及经济困难关系，CP（“中国共产党”的缩写，编者注）大会改期，因此CY大会延至今年方果举行，此次大会按章应有代表五十七人赴会。原定大会经费二千元，后因少年国际不能按数供给，再三要求的结果，方始承认有一千元的大会经费。同时因为当时政局不安，沪地适值卢齐战争区域（指1924年9月3日至10月15日，张作霖支持的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与吴佩孚支持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之间的战争——笔者注），租界上又不能得到开会地方，事实上各地代表加到会者仅十九处：北京、天津、唐山、太原、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宁波、南昌、武汉（应为武昌徐家棚和汉口——笔者注）、长沙、安源、广州、香港、旅欧俄、保定、南京，而保定与南京又未能到，故这次参与会议者仅有地方代表十七处，另加CP及少年国际代表二人、各特请员三人及旁听者二人、旧中央五人（士奇及夏曦请假未到），共计二十九人，开会五日，经过尚称安顺。

大会议事日程：CP代表报告，出席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代表及旧中央报告，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教育及训练问题，一班青年运动问题（包括青年工农、学生、妇女），经济斗争问题，反对战争问题及反对基督教问题。对于各问题的草案均于大会前即已预备完善，开会之第一天，复由大会推定按议事日程组织问题，以下之各种问题委员会审定提出大会决议，因此在大会上，各项讨论的问题，无多争论，议决详情兹寄上议案一份，请参看便可清楚。

这次大会一致决议不再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而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不是一个简单名称改变的问题，体现了青年团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1925年1月30日下午，依照新修订的团的章程，选举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任弼时、刘尔松、夏曦、涂正楚、刘伯庄9人为团中央委员，张伯简、林育南、李逸、陈乔年、刘昌群5人为团中央候补委员，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三届一次会议，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贺昌、张秋人5人为团中央局成员，张太雷任总书记兼妇女部主任和会计，任弼时任组织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兼学生部主任，并任《中国青年》编辑，贺昌任工农部主任，兼任《平民之友》编辑，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兼上海团地委书记和《非基督教》编辑。

1925年5月6日，党中央和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张太雷赴广州任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顶替瞿秋白原来的工作，由林育南接任团中央总书记。

中共四大和团的三大的召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准备。许多革命群众，尤其是青年踊跃投身革命，但不明了革命的路径。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不理解。这个问题，也是中共领袖先驱们都在探索的问题。他们的探索，从党的“二大”后便开始了，至党的“四大”和团的“三大”前后，探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恽代英、张太雷、林育南等，纷纷在《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认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是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

经过艰辛探索，老一辈革命家基本达成共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他们一致认为，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中国的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扶持的走狗。因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

《中国青年》第35期（1924年6月14日）封面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35期（1924年6月14日）上发表重要文章《道德的生活与经济的生活》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35期发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他对热心革命的青年朋友说：“我们对内要打倒压迫我们的军阀，对外要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不打倒军阀，便不能组织革命的人民的政府，以引导全国的民众，以反抗帝国主义；同时，我们不打倒帝国主义，便不能灭绝外国的经济侵略，便不能求本国的实业发展。”

《中国青年》第43期（1924年9月6日）“九七特刊”封面

林育南在《中国革命》第43期发表《怎样打倒帝国主义？》指出：“几十年来帝国主义者之宰割剥夺，国人已不堪忍受。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我们的仇敌——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刽子手——军阀——更肆其猖狂。”他号召革命民众和广大青年，决不要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存在任何幻想，应该“同声地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为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

邓中夏五四时期就从事工人运动，他对中国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接连在《中国青年》第8—11期，发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士兵》《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农民运动》等论文。他分析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原因后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十月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士兵三个群众是主力”，尤其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主力军”，只有工人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邓中夏号召革命青年：“我们便该迅速地从事这三个革命主力的群众运动。”他殷切地希望：“我可敬畏的青年呵！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我们固应分队到各种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的群众，我们不可轻忽了啊！”

邓中夏认为，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样一个占全国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业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不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吗？”他们虽然思想保守，不如工人激进，住处散漫，不如工人集中。但是，1921年浙江萧山的农民，1922年江西萍乡的农民，1923年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以及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地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他们不仅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会的成立，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指挥之下”。这“证明中国农民到了要革命的醒觉时期了”。

他呼吁：“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呵！”

恽代英、林育南与邓中夏的心是相通的。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70期发表《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中说：“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他们的联合，是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无产阶级要做其他阶级的“中心与领导人”。他在五四时期就深入湖北黄冈农村，在《中国青年》第23期发表了《湖北黄陂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在37期发表了《农村运动》。与此同时，他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努力？》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革命青年要向田间去，向农民社会里去，“要使一般农民觉醒；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所以中国农民是“民众的一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林育南也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在《中国青年》第100期发表《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以广东的农民运动为例，充分肯定“广东的农民运动最发展，全省各县农民都有组织，这证明农民亦富于革命精神”，“农民运动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经过五卅运动前后斗争的实践，恽代英与邓中夏对中国资产阶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恽代英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他在《中国青年》第73期和103期上发表《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明确告诉中国革命青年说，大商买办阶级，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而“幼稚工业资本家”，即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中，必须保持警惕，要“善于应付”他们，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

邓中夏于1924年在《中国工人》第2期发表《我们的力量》。他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认为商业资本是买办资本，银行资本是官僚资本，买办官僚资本是附属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是革命的敌人。工业资本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之动机”，但是，他们又因顾虑自己“目前的利益”而“不能坚持到底”，最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可见，邓中夏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与恽代英基本一致。

特别要告诉青年朋友的是，邓中夏与恽代英都对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抱有必胜的坚定信念。

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3期上发表战鼓般的诗一首《胜利》：

哪有斩不除的荆棘？

哪有打不死的豺虎？

哪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恽代英更是思想深邃，认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一定会被打倒的，他们没有什么可怕，是“一戳即穿的纸老虎”。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命题，笔者查阅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遗著，发现讲过“纸老虎”这个概念的，只有恽代英、蔡和森和邓中夏。

早在1922年9月，恽代英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8号上发表了《民治运动》。他说，有些人总希望复古，像最有权威的慈禧太后、袁世凯、张勋等人，都曾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个是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首先将反动派比作纸老虎，而且在使用“纸老虎”这个概念的同时，也使用了“真老虎”这个概念，说明反动派虽有凶恶的一面，但其本质是虚弱的。

同年12月，蔡和森在《向导》周报第13期发表《革命中的希腊》，在揭露希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妄图复辟的阴谋后说：“已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首次将国外的反动派比喻为纸老虎，从而扩大了纸老虎的比喻对象，拓宽了纸老虎概念的内涵。

1924年10月，蔡和森又在《向导》周报第88期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明确告诉人民，英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这只“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日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这已经隐含了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中国反动派是纸老虎的思想，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

同年11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54期发表《怎样进行革命运动》，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本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后说：“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这一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共党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25年10月3日，领导省港罢工的邓中夏在《工人之路》第101期发表《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联席大会上的讲演》。他说：“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这个纸老虎被我们看穿了。”“所以这个纸老虎，并不要害怕”。“我们知道港商同胞以前所受的痛苦太甚了，这些痛苦，不敢向纸老虎诉说，只有自己暗中忍受。现在应该改变方针了，即要向这纸老虎反抗了。”

邓中夏的这篇讲演，将纸老虎具体化为香港当局，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反动本质认识的进步升华。

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的以上论述，发表时间相差无几，应属于中共党内早期提出“纸老虎”概念的理论家，都为后来毛泽东从战略的高度，系统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提出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传播马列主义（上）